市場化媒體應然公共領域的建構與實然公共領域的缺失——以《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的報道為例

在市場化媒體背景下創(chuàng)刊的《南方周末》迎來第三次媒體轉型，呈現(xiàn)“人文情懷”的媒介價值觀，同時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情感”公眾成為媒體在爭奪注意力經(jīng)濟時不可回避的特征。以《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的報道作為案例分析，報道引來媒體關注與社會各界人士的熱議，對案件的二審判決產(chǎn)生一定影響，《南方周末》的應然公共領域得到建構，而市場化媒體的身份，在對注意力經(jīng)濟的爭奪過程中，存在實然公共領域的缺失現(xiàn)象。

一、《南方周末》的市場化路徑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開始邁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道路，媒體進行“事業(yè)單位，企業(yè)化管理”的改革，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的同時也將媒體推向市場。創(chuàng)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在此背景下誕生，至今經(jīng)歷了三次主要的轉型。

1984年文革結束不久，受眾需要新思潮，《南方周末》隨著以娛樂信息為主的“周報”熱潮的興起應運而生，并呈現(xiàn)出娛樂至上的辦報特征。90年代，全球化思潮不斷涌入，受眾渴求獲取新聞信息了解社會資訊，以更好的適應新機遇?！赌戏街苣烽_始以娛樂為主轉向以報道社會新聞為主的第一次轉型。90年代中后期改革不斷深入，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弱勢群體無法通過有力的保障來追逐自身利益，對于社會不公現(xiàn)象急需有個宣泄口。此時《南方周末》開始第二次的轉型之路即以輿論監(jiān)督為主。當中國經(jīng)濟開始進入高速發(fā)展期，《南方周末》現(xiàn)任總編輯向熹認為，“中國是什么樣”、“中國為什么是這樣”、“中國將會怎么樣”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難題。2007年《南方周末》啟用“在這里，讀懂中國”品牌口號，開始其第三次 “綜合性、高品位的嚴肅周報”的轉型。

二、公共領域與情感公眾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認為公共領域是一種介于國家權力領域與社會市民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之間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向全體公民開放。政治公共領域以公共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加以調節(jié)，而報刊則是“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制”。公共領域概念體現(xiàn)著其對公共性的彰顯，不僅具備批判、開放的特征，更為重要的是以它以自由、民主、正義為基石?！赌戏街苣纷鳛閳罂浇椋菧贤ㄉ鐣c民眾的橋梁，在第一次的轉型后以關注社會民生為主，體現(xiàn)著民主，在第二次轉型中扛起輿論監(jiān)督的大旗彰顯著公共領域的批判。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與公共性兩個概念是通用的，學者許鑫基于此認為傳媒的公共性包含應然和實然雙重含義，包含理念、制度與實踐三個層面。《南方周末》從對開4版的周報創(chuàng)刊成為至今的32版全國綜合類周報，服務于公共利益體現(xiàn)的是媒介屬性，在新聞自由的體制保障下，傳媒提供的話語公開和輿論監(jiān)督平臺與服務公眾利益的理念均是其應然公共性的體現(xiàn)。但市場化媒體帶來優(yōu)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商業(yè)利益對于報刊媒介的影響無法完全避免，從實踐角度出發(fā)，傳媒在一定的體制下實現(xiàn)的實然公共性的過程中受到權力與利益的影響。

2007年《南方周末》開始第三階段的轉型，之后微博、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興起，在新媒體的挑戰(zhàn)下，傳統(tǒng)媒體需應時而變。在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競選的事件報道引發(fā)的“后真相時代”的熱議。2004年，《后真相時代：當代生活中的不誠實與欺騙》書中正式提出“后真相”：個人信念和情感遠大于真相對民意的影響。即事實真相讓位于情感，信息的真實與否變得相對次要，真正重要的是信息能否引發(fā)人們的情感共鳴。因而利用新媒體進行“情感”渲染繼而引導“情感”受眾是可能的。

三、以“刺死辱母者”報道為例分析《南方周末》的公共領域建構問題

2016年4月14日，山東聊城女企業(yè)家蘇銀霞因借高利貸被11名催債人催債，催債人限制蘇的人身自由并對其進行侮辱，當晚，蘇的兒子于歡因不堪母親被辱持刀將侮辱人員捅傷，致一人死亡多人受傷。2017年2月，聊城中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3月《南方周末》發(fā)布“刺死辱母者”一文，此案正式進入媒體的視野，并引發(fā)眾多公眾的關注與討論，正如人民網(wǎng)在《期待“刺殺辱母者案”得到公正裁決》一文中說到：從來沒有一個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引發(fā)如此之多的公眾討論。之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其進行進一步審查，于歡提出上訴，6月，終審判決結果為于歡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山東高院官方微博對此進行了直播。

如前文所述，學者許鑫認為傳媒的公共性有應然和實然的含義，包含理念、制度與實踐三個層面，其中理念與制度體現(xiàn)著應然公共領域，理念層面上包含了理性批判性、公共利益性與普遍的公開性，現(xiàn)代意義的公共性概念與此密切相關。制度即媒體所處的體制環(huán)境如保障新聞自由等，體制實踐則體現(xiàn)實然公共性。哈貝馬斯把公共領域與公共性基本通用，本文選擇用公共領域一詞便于闡述，基于此探討《南方周末》在對“刺死辱母者”一案中是如何進行對“應該”公共領域的建構，同時探討實然公共領域缺失的情況。

（一）《南方周末》應該公共領域的建構

輿論監(jiān)督報道體現(xiàn)理性批判性?！按趟廊枘刚摺币话干婕案呃J、黑社會等，涉及焦點豐富，報道直指社會陰暗面，且引發(fā)了全民對法律、倫理、經(jīng)濟等相關方面的討論并形成輿論，從而對促成二審判決的進行，《南方周末》對此案件的報道是其“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的信條的體現(xiàn)，發(fā)揮了輿論監(jiān)督報道的功能。

“以人為本”彰顯公共利益性?！赌戏街苣返谌A段轉型為“在這里，讀懂中國”的媒體，這一階段媒體價值觀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的人文情懷，關注民生，關注社會，作為媒體，對此案件的報道證彰顯著其代表社會民眾發(fā)聲的社會屬性，通過此報道引發(fā)眾多媒體、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從而發(fā)揮著媒介維護并服務于公眾利益的功能，即體現(xiàn)著傳媒的公共利益性?！赌戏街苣穼Υ宋牡膱蟮勒鹾掀涞谌A段的媒體價值觀，承擔著其作為媒體應有的責任——為社會民眾發(fā)聲。體現(xiàn)出其“以人為本”的公共利益性，發(fā)揮著媒體對應然公共領域的建構作用。

全民法治課呈現(xiàn)普遍公開性。當“刺死辱母者”一案引發(fā)社會各界人士的熱議時，與此案相關的民間借貸、正當防衛(wèi)、非法拘禁等相關專業(yè)術語亦得到傳播，在二審判決過程中，山東高級人民法院微博對其進行直播。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社會各界人士彰顯其言論自由的特征，這種公開的傳播方式是一堂全民法治課，讓關注此事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相關法律知識?！赌戏街苣穼Υ税讣膱蟮朗窃摪改軌虻玫奖姸嗝襟w、社會人士關注的主要原因，即由《南方周末》所引發(fā)的全民法治課為普遍公開性助力，這即是《南方周末》理念層面的應然公共領域的建構。

（二）《南方周末》實然公共領域的缺失

首先，報道有違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在此案件本身引發(fā)熱議的過程中，同樣引來有關該報道有違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的質疑聲，如采訪信源單一，均為于歡及其家屬的采訪；報道中出現(xiàn)非判決書中的信息，真實性有待證實；報道對于于歡和蘇銀霞有明顯情感傾向，客觀性有待商榷；使用“極端手段”等模糊詞匯，有“炒熱點”嫌疑等。新聞專業(yè)主義強調客觀與真實，從體制層面而言，即使在新聞自由的體制保障下能說明實然公共領域，但從媒體具體實踐的報道結果來看，有違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的事實是建構實然公共領域的缺失。

其次，媒體人價值理性讓位于工具理性。韋伯在對探討行動類型時，涉及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概念，其中，價值理性即行動者是根據(jù)價值觀作為行為的取舍標準，工具理性是行動者在目標確定的前提下，依據(jù)自身所處環(huán)境、他人行為及環(huán)境客體進行選擇。

在“刺死辱母者”一文中，多次出現(xiàn)類似“據(jù)大家所熟知的情況是這樣”的話語，表明文中內容有許多細節(jié)之處有待證實，記者在進行新聞信息源的選擇時，缺少雙方的采訪信息，在信息源不對等的情況下，記者表現(xiàn)出對于歡一方有明顯的情感傾向。當媒體人進行新聞選擇擔任把關人角色時，科學的工具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價值理性發(fā)生著博弈。從新聞工作者的職業(yè)性質角度出發(fā)，在市場化媒體道路上以爭奪注意力經(jīng)濟為目的，記者試圖通過此報道引發(fā)傳播效應，是工具理性的體現(xiàn)，而從媒體人角色的理念出發(fā)，踐行新聞專業(yè)主義是必要的，對體現(xiàn) “人文情懷”的《南方周末》而言，記者個人價值觀傾向性明顯，使得作為媒體人應有的客觀、真實報道的新聞理念難以得到堅守。因而在此報道中，媒體人的價值理性讓位于工具理性，并未實現(xiàn)對實然公共領域的建構。

最后，利用“情感”公眾爭奪注意力經(jīng)濟。一般認為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是理性的公眾，而感情與文化無助于參與性公眾的形成。學者林郁沁通過分析施劍翹一案說明了“情感”公眾同樣能進行批判思考與公眾參與，理智與情感并不總是排斥的。林郁沁認為施劍翹案件產(chǎn)生轟動效應的原因之一是：通過媒介營造中國孝、禮、俠女等情感特征來尋喚公眾，進而促使“情感”公眾運用理性以對此復仇案產(chǎn)生司法影響。即在施劍翹一案中公眾通過“情感”聚集的力量而發(fā)揮其批判作用，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表明群體易被操縱的特性，林郁沁在對具備批判性的“情感”公眾的詮釋上并未回避其易被操縱的特性。

“刺死辱母者”一案與施劍翹一案有相似之處，施劍翹為父暗殺，于歡為母刺殺，均涉及根深在中國人傳統(tǒng)觀念里的孝與正義的情感，《南方周末》在“刺死辱母者” 一文中，作者運用極端手段、侮辱、凌辱、羞辱等激發(fā)想象力并模糊不清的詞匯進行報道，同時對當事人的背景敘事有明顯的情感傾向，在引發(fā)公眾對倫理道德的熱議時，證實了報道在營造情感氛圍而聚集了理性公眾的批判。因而，市場化媒體道路下的《南方周末》難以回避有操縱“情感”公眾以制造輿論效應并成功爭奪注意力經(jīng)濟的嫌疑。通過此分析，該報道難以說明在實踐的過程中體現(xiàn)傳媒的批判性與公共性。

四、結語

改革開放后媒體走向市場化道路，《南方周末》第三階段轉型為“以人為本”的媒體價值觀，市場化媒體在面臨新媒體帶來的沖擊下，更加注重注意力經(jīng)濟的爭奪，在兼顧“事業(yè)單位，企業(yè)化管理”的雙重屬性下，市場化媒體與公共領域的建構問題值得探討。

《南方周末》因報道“刺死辱母者”引發(fā)社會各界人士的熱議，并促進案件的二審，體現(xiàn)了《南方周末》第三階段轉型后的“人文情懷”的公共利益性，作為輿論監(jiān)督報道體現(xiàn)了媒體理性批判性，報道帶來的轟動效應體現(xiàn)了普遍公開性，《南方周末》在理念即應然公共領域的建構上有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報道引來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質疑聲時，注意力經(jīng)濟的爭奪的市場目的是市場化媒體本質目的，因而從實踐層面而言《南方周末》對實然公共領域的建構是缺失的。值得肯定的是媒體在應然公共領域的建構上發(fā)揮其社會公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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