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與克雷洛夫寓言藝術的比較分析

站在世界文學的角度，全面考察探究，作為華夏民族寓言文學代表的柳宗元與俄羅斯民族寓言文學代表的克雷洛夫,對寓言這一獨特文學形式所做出的繼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及其卓有成效的貢獻,對寓言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文章從柳宗元與克雷洛夫寓言的藝術層面入手，梳理兩個民族的代表作家創(chuàng)作的不同，發(fā)現最具獨特文學魅力的民族性、藝術性對作家影響的根由之所在，探尋同一文學樣式在不同民族和地域上所呈現出的不同藝術魅力。

1 從創(chuàng)作動機看他們寓言創(chuàng)作情感的深度和取向的不同

作家藝術家總是生活在一個民族的群體意識中，生活在一種社會關系的網絡中，他既是個體的人，又是社會的人，必然要受到所屬民族和社會的制約。他既要作為個體言說者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又要作為某種社會力量的代言人，贊美或批評社會上的某種現象，呼喚社會變革進步。唐代文學家韓愈提出“不平則鳴”說，其實質就是肯定文學的情感性和傾向性。童慶炳先生也認為，“作家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總會出于某種目的，或者心中有所郁積不吐不快，或者有某種思想需要傳達，或者要維護或批評某種現存事物等等?！盵1]創(chuàng)作動機不同，情感宣泄的深度和取向上必然呈現出不同。

柳宗元作為一個思想家，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儒家思想重理性、重現實，積極入世，為政治服務。尊奉儒家思想的古代文人，其作為個體性的思想因素在寓言創(chuàng)作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柳宗元本是以一個革新者的身份走上歷史舞臺，政治理想是變革唐王朝的衰敗現狀，卻很不幸成了一個被統(tǒng)治者貶斥和拋棄的失敗者。政敵的打擊和迫害，人生的失落和挫折，內心的壓抑和痛苦，都使他不能不寄寓于言，最終成就了他文學家的地位。柳宗元被迫害被詆毀的遭遇帶給內心的苦悶需要宣泄，就寫下《謫龍說》、《行路難三首》（其一）、《籠鷹詞》等；他對唐王朝黑暗腐敗現狀的觀察和了解需要傳達給統(tǒng)治者，就有了《梓人傳》、《憎王孫文》、《羆說》等作品；他對唐王朝日趨衰敗的命運的深深的憂慮更需要寄托，這一切都是他作為一個儒家知識分子創(chuàng)作寓言的動力。他站在時代的前列，為唐王朝的前途憂慮，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愁苦，為自己的遭受的政治劫難憤恨和不平，這是他創(chuàng)作寓言的動力和內因。被貶謫使他看到了許多士大夫看不到的社會現象；因為自己的性格原因和情感傾向，他的作品中流露了許多無法排遣和忘卻的憤懣和苦痛。

克雷洛夫寫作寓言詩的動機，源于他對俄羅斯民族的深厚感情，對俄國前途和命運的深切關注，對俄國社會的透徹觀察，對俄羅斯民族語言的熟悉和喜愛，以及他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進步思想。他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人和事，觸動著他，他的民族責任感和進步思想激發(fā)著他。所以，他的寓言展示出深刻的歷史與現實內容，他的寓言對俄羅斯人民的社會意識發(fā)揮了積極的影響作用，如《樹葉和樹根》等。他站在民族的高度，關注民族的生存狀態(tài)，反映俄羅斯民族的情感與智慧。他豁達的心胸，對人生的睿智態(tài)度，決定了他寫作的視野集中在社會的腐朽、人民的美德方面，沒有對自身的苦痛的抒寫，也看不到對自己命運的哀怨之作。對克雷洛夫來講，他的創(chuàng)作既滿足了表露個人思想情感的需要，也滿足了俄羅斯民族對文學的需求。

2 從不同的文學追求看他們藝術手法上的不同

柳宗元與克雷洛夫寓言藝術的最大不同點，在于他們繼承和借鑒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柳宗元多以散文體寫寓言，克雷洛夫全以詩歌體創(chuàng)作寓言。

柳宗元寓言以散文居多，并且廣泛運用了散文的不同寫作手法。體裁靈活自由，不拘前人。這與中國古代詩文分工的傳統(tǒng)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古人重視散文的社會作用密切相關。先秦時代，詩文便有所分工，各有側重。散文側重議論、敘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散文極大發(fā)揮了文人宣傳政治主張，闡述治國理念的作用，散文的創(chuàng)作理論迅速發(fā)展和成熟，散文經典廣為傳頌，散文也因此被統(tǒng)治階級和知識分子廣泛使用。寓言則是敘事和議論相結合的作品，最早是伴隨著先秦諸子散文而產生和發(fā)展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寓言以散文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特點。柳宗元的經典寓言《三戒》是用散文體寫成的，但作為一個既有繼承又勇于創(chuàng)新的文學家，他也嘗試用韻文寫寓言，如《訴螭文》、《牛賦》等。這些作品具有寓言文學的基本要素，繼承了楚辭和漢賦的某些特點，敘寫中帶有一定程度的鋪陳，文辭清麗，音韻優(yōu)美，既有條不紊地敘寫故事，又適當抒發(fā)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讀后使人耳目一新。柳宗元的寓言作品，文體形式多樣，包括散文體、詩體、騷賦體等多種形式。他在努力嘗試以各種表達方式抒發(fā)情感，表達思想。以實現散文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指引唐代文壇的古文運動的發(fā)展方向，并最終取得了應有的成果。所以說，文學追求影響著作家對創(chuàng)作手法和技巧的選擇。

克雷洛夫作為俄羅斯的偉大作家，他創(chuàng)作寓言，受歐洲伊索寓言的影響，很多寓言素材取自于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法國拉封丹寓言、德國萊辛寓言等，都是采用詩體寫成。生活在歐洲的民族，推崇詩歌也重視詩歌創(chuàng)作，在那片地域上，能夠給克雷洛夫提供豐富文學養(yǎng)料的就是詩歌?？死茁宸蚶^承了前人的寓言詩創(chuàng)作的豐碩成果，又把自己寫作詩歌、諷刺小說和劇本的經驗，融會貫通地運用到了寓言創(chuàng)作中，所以他的寓言詩不僅在思想內容上超越了前人，在藝術形式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明顯，柳宗元寓言多在篇尾揭示寓意，克雷洛夫寓言對寓意的揭示方式則靈活多變。柳宗元寓言會在篇尾用簡短犀利的文字揭示出深刻的寓意，而克雷洛夫寓言敘事生動有趣，說理深入淺出。克雷洛夫常常把道德箴言部分，獨立出來，有時開門見山，放在故事前面，有時引申歸納，放在故事之后，有時只寫故事，真正的用意由出場角色口中點明，也有時，讓讀者自己去咀嚼體會。

他們藝術上的不同，不僅是因為他們繼承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還因為他們面對挫折和打擊時持有的心態(tài)也不同。為了既能保持歷史的真相，又避免政敵的“落井下石”，柳宗元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采取了詞旨隱秘的寓言方式。將所欲揭示的真人真事，以高度的文學技巧融入到政敵們所不注意的故事中。而克雷洛夫由于對社會認識的成熟和老練，自然而巧妙地借寓言來表現自己的態(tài)度和情感。

3 從所處的不同地域、民族和時代看他們的不同風格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黃河——長江孕育了華夏民族的璀璨文明，伏爾加河則滋養(yǎng)了俄羅斯民族的獨特文明，兩個民族各以其獨特的民族風貌和鮮明的地域特色彰顯于世。俄羅斯民族生活于寒冷廣袤的地域，鍛造出憂郁愛思想、勇敢而頑強的民族性格，歷經磨難從不屈服，睿智幽默而且堅毅。華夏民族以農業(yè)立國歷史悠久，積淀下非常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底蘊，形成比較現實早熟的民族心理，重視人事、富于理性、善于接納和容忍。柳宗元的寓言更多體現理性思辯，克雷洛夫的寓言則充滿睿智光芒。

因為重視人事和歷史的民族性格，柳宗元選擇以人物為主要對象來寫作寓言，他的三十余篇寓言體作品中，有一半以上寫的是人，寫動物的約占三分之一。因為憂郁喜沉思，克雷洛夫的寓言中，寫動物或物的占了四分之三，寫人物的約占四分之一。大量豐富的動物形象，引導讀者反思，非常生動地表現了俄羅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從客觀上說，克雷洛夫以詩體來寫作寓言，是俄羅斯民族和時代的選擇。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民族文學中，詩歌盛行，在克雷洛夫同時期，出現了多位俄羅斯偉大的詩人，如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萊蒙托夫等，憑借優(yōu)美動人的抒情詩篇，使世人第一次矚目俄羅斯文學?？死茁宸驗閷崿F他的創(chuàng)作目的——歌頌真理和人民，必然會考慮到文學的人民性。克雷洛夫很早就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如歌劇《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喜劇《瘋狂的家庭》、《摩登鋪子》等作品。他1806年嘗試寫作的三篇寓言獲得的成功，讓他發(fā)現了自己對俄羅斯民族文學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方向，從此完全走上寓言創(chuàng)作的道路。

兩位作家生存于不同民族，相距千年，有不同的時代要求。柳宗元的時代，要求知識分子服從于儒家思想的倫理制度，忠君思想使他們把自己的理想更多地寄托在輔佐統(tǒng)治者賢明治國上，多為諷世刺政，極少反抗?？死茁宸虻臅r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決定了作家富于反抗精神，敢于也善于表露自己的心聲。由此可見，柳宗元和克雷洛夫的寓言，融匯了不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代表了不同民族的特色，代表了不同時代的審美追求。

4 結論：柳宗元、克雷洛夫對寓言文學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柳宗元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了中國先秦文學崇尚諷喻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借鑒吸收了印度佛典譬喻文學中的營養(yǎng)，使寓言作品超越了他的前輩，也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完整的文學作品，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柳宗元的寓言創(chuàng)作對后世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宋代蘇軾的《艾子雜說》，元末明初劉基的《郁離子》，都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柳宗元寓言的影子。

克雷洛夫的寓言創(chuàng)作對許多后起的俄國作家產生了影響，被稱為格里鮑耶陀夫、果戈理、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等俄國諷刺文學巨匠的先驅?！澳每死茁宸虻脑⒀栽娕c十八世紀其他作家的寓言作品作一番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比其他那些先驅者們來，克雷洛夫向前跨了多么大的一步。他給十九世紀的詩人和作家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2]克雷洛夫的寓言文學樣式，為俄國現實主義趨于成熟起了催化作用。

綜上所述，柳宗元和克雷洛夫這兩位生活于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偉大作家，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成就跨越了時代、地域，為全人類貢獻了各具魅力的文學瑰寶和思想財富，使后人獲得美的享受。

本文來源：http://m.12-baidu.cn/w/zw/1534.html 《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