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鄉(xiāng)土小說創(chuàng)作的成就與價值——山花

閻連科的鄉(xiāng)土小說可以說幾乎沒有一篇不是關于底層勞苦大眾的。《情感獄》中的瑤溝人非常貧窮，竟然窮得全村供不起一個高中生，過年也吃不上餃子；《最后一個女知青》中的張家營子人因為有免費的飯吃所以連坐牢都當香餑餑一樣爭著去，他們悲慘的生活境地可見一斑；《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不但要經(jīng)受蝗災、旱災等天災的打擊，還要世世代代承受著使人活不過四十歲的喉堵病所帶來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受活》中的受活莊人不僅遭受過大劫年、黑災、紅難、黑罪、紅罪，還被柳縣長組建“絕技團”，把殘疾人的殘缺成作賺錢工具而倍受磨難；《丁莊夢》中的丁莊人因極端貧困而被迫賣血，又因賣血而染上了艾滋病，更因艾滋病而生活更加貧窮；等等。所有這些人全都是在貧窮、苦難、疾病、死亡中掙扎的底層百姓。不僅長篇如此，他的中短篇也不例外。比如《黑豬毛白豬毛》、《中士還鄉(xiāng)》、《耙褸天歌》等。就像梁鴻說的，無論是他哪個系列的小說，“閻連科的關注點始終在‘人’本身的存在上，他關注他們的苦難，他們罕見的快樂，他們的痛苦、空虛和內(nèi)心的悸動，并且，他的作品始終充滿著溫情，充滿著對人的處境的理解及其選擇的寬宥” [1]。閻連科自己也曾說過:“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勞苦人’這三個字。這三個字越來越明晰地構成了我寫作的核心，甚至可能會成為我今后寫作的全部內(nèi)核。”[2]“我更關注底層生活的底層人，我希望我的創(chuàng)作能充滿一種疼痛的感覺?！盵3]他十分不滿于當今的文學對“勞苦人”絕境的表達情況，說文學發(fā)展到今天，七八十年過去了，對勞苦人苦難生活狀態(tài)絕境的表達不僅沒有深入，反而在倒退?？梢哉f，勞苦大眾已經(jīng)從文學的舞臺上退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有錢階層，是中產(chǎn)階級和小資。閻連科認為千百萬窮苦人、勞苦大眾從文學中消失，說明我們的文學有了問題，“說明文學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說明文學有了富貴病、軟骨癥、甚至已經(jīng)骨頭壞死”[4]。閻連科以他的那些充滿了疼痛感的小說給當今患上了“軟骨癥”和“富貴病”的文學界吹來一股健康向上的新風。他把本該始終受到關注卻越來越被人漠視甚至遺忘的勞苦大眾的苦痛揭示給人們，希望人們能看到底層人們的生活困境，從而引起改善的注意。
閻連科為了更好表現(xiàn)鄉(xiāng)土民間農(nóng)民生活的苦難，為了反抗當今文學界對生活在鄉(xiāng)土民間百姓的遺忘，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探索和實驗了多種多樣的寫作方式，這也是他的創(chuàng)作在新時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此外，閻連科對多種寫作方法的探索和實踐，還使他的小說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提供了新的范本和樣式，為小說形式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做出了重要貢獻。
閻連科鄉(xiāng)土小說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的成就和價值還表現(xiàn)在作者對國民性批判的獨特延續(xù)上。“五四”前后，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現(xiàn)代作家洞悉了中國國民性的諸多弱點以及這些弱點對中國進步發(fā)展所造成的極大阻礙，寫出了大量旨在揭露和批判中國國民性的佳作，其中尤以魯迅的《阿Q正傳》和《藥》為典型。
說到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我們幾乎都可以想到魯迅筆下的阿Q。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文學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國民性批判，如錢鐘書《圍城》、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等。但是到了當代，國民性批判曾因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文革”這些特殊歷史時期而一度被人們閑置一旁，不過在“文革”結束后，又被傳承了下來。閻連科就是傳承這一傳統(tǒng)的優(yōu)秀作家，在他的鄉(xiāng)土小說中農(nóng)民的自私、殘酷、狡詐、專制、無知、愚昧、麻木、落后，尤其是他們對權力的那種狂熱的近乎病態(tài)的追求，都有痛快淋漓的書寫和刻畫，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在他的鄉(xiāng)土小說中，對國民性批判最明顯、最為猛烈的當數(shù)2006年出版的反映艾滋病題材的小說《丁莊夢》。
在《丁莊夢》中閻連科用極盡荒誕的手法向我們展示了人們內(nèi)心的陰暗面，那就是極度狂熱的權力欲和人們的鉤心斗角，他對中國國民性弱點的描繪可謂是細致入微、入木三分。為了斂財，丁輝做血王時，多抽人血，少付人錢，棉球是幾個人并用，針管也不按規(guī)定一人一個，而是多人共用一個，衛(wèi)生條件遠遠不達標，致使丁莊賣血的人都染上了艾滋病。而當平原上艾滋病大爆發(fā)，人們處在水深火熱中時，他卻開始大發(fā)民難財：倒賣棺材、配陰親、炒賣墓地。閻連科筆下的丁輝可以說是人類丑惡面的一個綜合體，集人性中的許多丑惡于一身，他貪婪、奸詐、冷酷。所有得艾滋病的丁莊人為了便于管理都集中在了學校，人人都面臨著死亡，即使在這樣的慘烈狀況下，人們還在互相爭斗、欺騙，人內(nèi)心深處的丑惡就這樣被曬了出來。
他們奸猾愚昧、麻木不仁，在這樣深重的災難中仍然你爭我斗，不知相互幫扶、團結一心。他們在災難中越陷越深，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身上的種種弱點，種種丑惡。國民性弱點就是從丁莊人的人性弱點中不失分寸地表現(xiàn)了出來。從丁莊人身上可以折射出眾中國國民的劣根性：盲目跟從、隨大流。
對于國民的劣根性這一人們“心中的艾滋病”，閻連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體上的艾滋病嚴重得多，一個社會機體上的艾滋病、社會心臟上的艾滋病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嚴重得多，也更難治愈。人體中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預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誰又能預防呢？誰又能去治療呢？”[5]相比起這人身體上的艾滋病，人心靈的艾滋病更可怕，對這可怕的人的心靈中的艾滋病的揭示和批判也是閻連科創(chuàng)作的一大意義和貢獻。
魯迅先生曾說他的小說是“為了揭出病痛，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閻連科對以丁莊人為代表的國民性弱點的揭露，當然也是出于同樣的愿望，他承繼了“五四”時期前輩們批判國民性和改造國民性的文學傳統(tǒng)和精神愿望。但是與魯迅等前輩相比，閻連科對這些存在著許多弱點的同胞所持的并不僅僅是批判的態(tài)度，還有深深地同情和理解。因為作為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一個走出農(nóng)村，走進城市，在貧困的農(nóng)村跌打滾爬了二十年的人，作家深知農(nóng)民生活境況的艱辛。他曾說過：“我認為每一個人的寫作都是從他最傷痛的地方開始的，這可能也是他小說創(chuàng)作最好的源泉。我的傷痛在農(nóng)村。我現(xiàn)在雖然離開了農(nóng)村，但精神狀態(tài)還是農(nóng)民的，寫作時的感情主要是面對鄉(xiāng)親們的人性和命運。我要以我的感情來寫鄉(xiāng)村的丑陋、淺薄，甚至仇恨。我的鄉(xiāng)土寫作，不是一味地懷舊，一味地給予溫情的撫慰?！薄拔以诤幽限r(nóng)村出生成長，生活細節(jié)和人生經(jīng)驗長年累月地積累，逐漸形成了我對世界的看法，對人生的認識。農(nóng)民是中國最大的‘勞苦群體’，他們生活的絕境，非我們所想。而我們說到他們時，又總是說他們麻木。可我們不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麻木是他們對抗苦難生活的最好武器?！盵6]這兩段話體現(xiàn)了閻連科內(nèi)心無可奈何的復雜態(tài)度，他對這些他有著深厚感情的勞苦大眾既愛又恨、既批判又理解。恨由愛生，愛之深則恨之切，恨是因為深刻的愛，而正是恨又使愛更加深刻。他批判他們的弱點，可他又深知這些弱點存在的原因，所以理解他們的苦衷?！奥槟尽笔且粋€貶義詞，一直是一些“有識之士”用來批評中國國民最常用的詞語之一，但閻連科卻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為中國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說了公道話，指出他們長期以來的生存絕境使他們只有變得麻木才能敢于面對現(xiàn)實而渾渾噩噩地活下去。僅僅批判他們的麻木是不夠的，要想使中國國民從麻木中清醒過來，要想使他們從丑陋和膚淺中掙扎出來，最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改善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
閻連科這種對大眾愛恨交織、對國民性弱點既理解又批判的態(tài)度，反映了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國民性批判傳統(tǒng)繼承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使他的作品多了一份苦澀，一份無奈和痛楚，而少了一份尖銳凌厲。閻連科對國民性批判的延續(xù)是與他的“勞苦人”寫作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國民性弱點使勞苦人更加勞苦，而勞苦的生存環(huán)境又使國民性弱點有了滋生的溫床。閻連科對這種現(xiàn)象的揭示對我們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
塞妮婭引用了俄羅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話來對閻連科的創(chuàng)作進行評論:“一個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涉及人類心靈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與死之間的沖突的秘密，涉及戰(zhàn)勝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類適用的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產(chǎn)生于數(shù)千年前無法追憶的深處，并且只有當太陽毀滅時才會消亡?！比輯I認為致力于破譯這些密碼的中國作家寥寥無幾，而閻連科是難得的一位。在聰明人忙于追逐時尚、追逐傳奇、追逐權色之時，閻連科卻像一只孤狼，孤獨地待在角落，獨自咀嚼生命之重。[7]
參考文獻：
[1]梁鴻.日光流年[A].行走、姿勢——閻連科傳略[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574.
[2]李陀,閻連科.《受活》:超現(xiàn)實寫作的重要嘗試[J].南方文壇,2004,(02):23.
[3][4][5]羅雪揮,榮郁.閻連科:我希望我的創(chuàng)作充滿疼痛[J].中國新聞周刊,2006,(01):77.
[6]蔡誠.我一生的寫作在二十歲前就全部完成——訪著名作家閻連科[J].語文世界·高中版,2006,(05):5.
[7]塞妮婭.重塑中國文學精神[J].文藝爭鳴,2002,(02):70.
作者簡介：
張 芳（1980— ），河南滑縣人，鶴壁職業(yè)技術學院人文教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