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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藝術的跨文化符號:中西方剪紙的英譯對比研究

作者:劉洋,于玉香 來源:《造紙信息》日期:2025-05-10人氣:849

剪紙藝術作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文化載體,其符號系統(tǒng)承載著中西方文明的認知范式差異。在全球化語境下,剪紙英譯已超越單純的語言轉換,演變?yōu)槲幕柕目珞w系重構過程。當前研究多聚焦于技法傳承或美學分析,對符號轉換機制的系統(tǒng)性研究尚存空白,尤其缺乏針對文化認知差異的翻譯策略模型。本研究基于雅各布森符號翻譯理論與文化模因論,構建"符號解構-語義重組-語境重構"的三階分析框架。通過對比中西方剪紙的視覺構型邏輯(陰陽嵌套與幾何解構)、象征語義網(wǎng)絡(隱喻投射與轉喻鏈接)及時空編碼模式(循環(huán)全景與線性焦點),揭示文化符號的拓撲學差異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制約機制,旨在建立兼顧文化保真度與受眾接受度的非遺翻譯方法論體系,為跨文化傳播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范式。

1 研究背景與理論框架

1.1 文化符號學視域下的剪紙藝術定位

剪紙作為文化符號的載體,其語義結構具有鮮明的層級性特征。從文化符號學視角來看,剪紙藝術的表層形態(tài)(如紋樣、構圖)與深層文化邏輯(如象征體系、價值觀念)形成能指與所指的復合關系。以中國陜北剪紙中的“蛇盤兔”紋樣為例,其視覺呈現(xiàn)雖為動植物組合,但在民俗語境中指向婚育繁衍的隱喻,這一符號的物理形態(tài)、功能屬性及文化寓意構成三級語義網(wǎng)絡。西方剪紙符號系統(tǒng)則呈現(xiàn)不同的拓撲結構,如德國Scherenschnitt剪紙常以對稱幾何圖形為核心,其符號意義的生成依賴于形式美學規(guī)則而非集體文化記憶,這種差異本質源于符號編碼方式的異質性:東方剪紙強調“圖-意”的隱喻關聯(lián),西方則傾向于“形-理”的演繹邏輯。兩類符號系統(tǒng)的拓撲差異,在跨文化翻譯中直接導致意象解碼路徑的分歧,例如中國剪紙中“蓮花”符號需激活儒釋道復合語義場,而西方剪紙中的“百合”符號僅需關聯(lián)宗教純潔性單一維度。

符號系統(tǒng)的拓撲學差異特指不同文化符號系統(tǒng)在結構連接方式與意義生成機制上的本質性差異。中國剪紙常采用“中心放射式”構圖,暗合“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如山東高密剪紙《百子圖》通過層疊嵌套的童戲場景構建時空連續(xù)體;而歐洲剪紙多遵循黃金分割比例,如波蘭Wycinanki剪紙以模塊化植物紋樣實現(xiàn)裝飾性與敘事性的平衡。這種構型差異折射出中西方對空間認知的根本分歧:前者追求“境生象外”的意境整體性,后者強調“形式自律”的視覺秩序感。此類差異在翻譯過程中形成文化損耗的潛在風險點,需通過符號類型學分析建立翻譯補償機制。

1.2 跨文化翻譯的理論范式構建

雅各布森的符號翻譯理論為剪紙藝術英譯提供了基礎框架,但其“符際翻譯(不同符號系統(tǒng)間的意義轉換)”概念需針對非遺特性進行適應性改造。原理論強調符號系統(tǒng)間的等值轉換,但剪紙翻譯涉及文化認知模式的跨體系遷移,需引入動態(tài)對等原則。例如中國剪紙“老鼠嫁女”題材的翻譯,若僅按字面譯為“The Wedding of Mice”,將丟失農(nóng)耕社會驅鼠納吉的民俗語境,此時需通過副文本注釋補充“子神崇拜”的文化原型,實現(xiàn)符號解釋項的重構。這種改造要求譯者兼具符號解碼者與文化闡釋者的雙重身份,在語言轉換中完成文化模因的移植。

文化模因論指文化信息像基因一樣通過模仿傳播的理論。剪紙中的文化模因可分為“形式模因”(如剪紙技法)與“意義模因”(如象征體系),二者在跨文化傳播中呈現(xiàn)不同的復制保真度。以福建柘榮剪紙的“扣碗”紋樣為例,其物理形態(tài)(雙碗對扣造型)作為強模因易于跨文化傳遞,但“天地交泰”的哲學內(nèi)涵作為弱模因需依賴語境強化。翻譯實踐中可通過“模因復合”策略提升傳播效能,如將“扣碗”直譯后附加“symbolizing marital harmony through cosmological principles”的闡釋,既保留符號能指,又激活所指的文化關聯(lián)。這種映射機制要求建立模因強度評估體系,根據(jù)目標語文化認知圖式選擇直譯、闡釋或重構策略,從而實現(xiàn)非遺文化基因的有效傳承。

2 中西方剪紙文化符號系統(tǒng)比較

2.1 視覺符號的構型邏輯對比

中國剪紙的視覺構型植根于傳統(tǒng)哲學中的陰陽辯證思維,通過空間嵌套結構實現(xiàn)虛實相生的美學表達。以陜西剪紙《魚戲蓮》為例,其紋樣以蓮花為中心向外輻射,魚紋環(huán)繞形成多層級空間嵌套,既遵循“負形切割”的技法原則,又暗含“生生不息”的宇宙觀。此類構圖常通過連續(xù)紋樣的無邊界延展,構建“有限中見無限”的視覺邏輯,反映東方文化對整體性與循環(huán)性的追求。西方剪紙則傾向于幾何解構主義的線性表達,如瑞士剪紙藝術家Johann Hauswirth的作品多以直線與曲線組合形成模塊化構圖,通過精確的比例切割實現(xiàn)形式自律。其視覺邏輯強調單一時空維度內(nèi)的秩序感,例如法國傳統(tǒng)剪紙常以對稱軸為基準分割畫面,體現(xiàn)理性主義對形式規(guī)則的嚴格遵循。兩類構型邏輯的差異本質在于文化認知系統(tǒng)的分野:東方藝術追求“以形寫意”的意境生成,而西方藝術注重“以理塑形”的結構分析,這一差異直接影響跨文化翻譯中視覺符號的轉譯策略選擇。

2.2 象征符號的語義網(wǎng)絡建構

東方吉祥符號的隱喻系統(tǒng)建立在集體文化記憶的歷時性積累之上。以中國剪紙中的“石榴”符號為例,其多籽特征在農(nóng)耕文化中被抽象為“多子多?!钡南笳鳎纬伞拔锢韺傩?功能價值-文化寓意”三級語義鏈。此類符號的解讀需激活民俗傳統(tǒng)、語言諧音與哲學觀念構成的復合語義場,如“蝙蝠”因諧音“?!倍蔀榧檩d體,其符號意義已脫離生物屬性,轉化為抽象的文化能指(文化能指指符號的物質形式(如蝙蝠圖案)與其文化內(nèi)涵(福氣象征)的關聯(lián)關系)。西方剪紙的象征系統(tǒng)則更多依賴歷史事件或社會共識的轉喻關聯(lián),如英國剪紙中常見的“橡樹”符號,通過樹干紋理與枝葉形態(tài)的組合,轉喻堅韌品格與國家認同。兩類符號系統(tǒng)的根本區(qū)別在于意義生成機制:東方符號依賴隱喻的垂直投射(從具體到抽象),西方符號側重轉喻的水平鏈接(從部分到整體),這種差異要求譯者在跨文化轉換中采取不同的語義補償策略,例如對中國剪紙中“松鶴延年”這類復合隱喻,需通過同位語注釋補充“長壽”的文化內(nèi)涵,而西方剪紙中的“錨鏈”符號則需說明其“穩(wěn)定與希望”的轉喻邏輯。

2.3 敘事符號的時空編碼差異

時空編碼指符號系統(tǒng)組織時空信息的方式差異。就像電影用鏡頭順序講故事(線性時間),中國剪紙的敘事結構通常體現(xiàn)循環(huán)時間觀,通過全景式構圖實現(xiàn)多時空并置。河北蔚縣戲曲題材剪紙《大登殿》將不同場景的人物動態(tài)壓縮在同一平面,利用空白分割暗示時空流轉,這種“散點透視”手法使觀者在靜態(tài)畫面中感知事件發(fā)展的連續(xù)性。西方剪紙則多采用線性時間編碼,如德國童話主題剪紙《小紅帽》嚴格按故事時序排列場景,通過焦點透視強化敘事因果鏈。時空編碼差異的深層動因在于文化思維模式的異質性:中國剪紙的循環(huán)敘事契合“周而復始”的自然觀,其符號系統(tǒng)具有開放性與多義性;西方剪紙的線性敘事反映“因果律”主導的邏輯思維,符號意義呈現(xiàn)閉合性與確定性。翻譯實踐中,中國剪紙的“門神”題材需重構時空語境以解釋驅邪納福的功能語義,而西方剪紙的“家族樹”主題則需保留線性譜系結構以維持符號的認知連貫性。

3 剪紙符號的英譯策略體系

3.1 符號類型學導向的翻譯模式

符號類型學指根據(jù)符號特征分類制定翻譯策略。剪紙符號的跨文化轉換需依據(jù)其符號屬性建立差異化翻譯模型。圖像性符號因其形式與意義的直接對應性,可采用直譯保留原則,例如中國剪紙中的“蓮花”紋樣,其物理形態(tài)(層疊花瓣與中心蓮蓬)直譯為“l(fā)otus pattern”即可實現(xiàn)視覺信息的準確傳遞,但需通過腳注補充“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附加義。指示性符號的翻譯則依賴語境補償策略,如陜北剪紙“老鼠嫁女”題材中,老鼠形象并非生物學意義的嚙齒動物,而是農(nóng)耕文化中“子神”的象征,翻譯時需在文本外構建語境框架,添加“symbolizing fertility and harvest prosperity in agrarian societies”的闡釋,以彌合文化認知差異。象征性符號的跨文化等效替換需遵循“功能對等優(yōu)先”原則,如中國剪紙“蝙蝠”符號不宜直譯為“bat”,而應置換為西方文化中具有吉祥寓意的“dove”,并附加注釋說明原符號的諧音文化機制。此類分層翻譯模式可有效降低文化信息的耗散率,其核心在于建立符號類型識別機制與目標語接受度的動態(tài)平衡。

3.2 文化意象的重構機制

文化缺省導致的意象斷裂是剪紙翻譯的核心難題。當源語文化意象在目標語中無對應載體時,可采用意象增殖路徑實現(xiàn)意義再生。例如蔚縣剪紙“門神”題材中“秦瓊敬德”形象,若直接音譯為“Qin Qiong and Jing De”,將喪失驅邪鎮(zhèn)宅的功能語義,此時需通過同位語擴充為“Door Gods Qin Qiong and Jing De, martial deities guarding household safety”,使目標讀者在缺乏文化前理解的情況下仍能捕捉核心語義。符號互文性的翻譯補償技術則強調利用目標文化的平行符號建立關聯(lián)網(wǎng)絡,如將中國剪紙“石榴多子”的隱喻轉換為西方文化中“葡萄豐收”的意象,雖發(fā)生能指替換,但通過注釋說明“both symbolize fertility and abundance in respective cultural contexts”,可維持符號表意功能的連貫性。此類重構機制的本質是通過語義嫁接實現(xiàn)文化基因的跨系統(tǒng)表達,其效能取決于譯者對雙文化符號庫的調用能力。

3.3 審美信息的傳遞維度

剪紙藝術的形式美學特征需通過量化標準實現(xiàn)跨媒介轉換。以揚州剪紙的“毛刺”技法為例,其細密鋸齒紋形成的視覺韻律感,在翻譯中可轉化為“densely serrated edges creating rhythmic visual flow”的文本描述,同時標注原始技法的工藝名稱“maoci technique”,既保留形式特征又凸顯文化特異性。意境重構則需運用模糊集合模型處理不可量化元素,如山東剪紙《百鳥朝鳳》的恢弘意境,可通過“a phoenix-centered composition with layered avian motifs symbolizing cosmic harmony”進行概念化轉譯,利用“l(fā)ayered”“cosmic”等包容性詞匯構建開放性解讀空間。此類轉換策略的關鍵在于平衡形式精確性與意義延展性,避免因過度解釋消解藝術留白的審美價值??梢圆捎谩耙曈X描述+文化注釋+功能闡釋”的三維轉換框架,可有效提高剪紙英譯文本的文化信息的保有率。

4 跨文化翻譯的困境與突破路徑

4.1 文化負載詞的語義耗散問題

文化負載詞在跨語言轉換過程中面臨語義耗散的普遍困境,文化負載詞指承載特定文化內(nèi)涵的詞匯(如“龍”象征皇權祥瑞),其他語言中無直接對應概念;語義耗散指翻譯時原文化意義流失或扭曲。例如“龍”直譯為“dragon”,西方誤讀為邪惡象征,導致祥瑞語義消散。突破路徑需聚焦文化原型意象的再生性重構,例如將“龍”譯為“l(fā)oong”并附加注釋“a benevolent celestial creature in Chinese cosmology”,通過新詞創(chuàng)造與語義擴容實現(xiàn)文化基因的跨系統(tǒng)移植。此類重構需建立原型意象的要素提取機制,從形態(tài)特征、功能屬性、情感價值三維度解構符號,再通過目標語文化符號庫的適配性篩選完成重組。

4.2 審美接受的心理圖式?jīng)_突

審美認知差異導致的心理圖式?jīng)_突集中體現(xiàn)于形式感知層面。中國剪紙的“留白”技法在西方受眾中常引發(fā)“未完成”的誤判,因其視覺認知圖式更傾向飽和構圖。格式塔心理學視角的認知補償可通過文本干預實現(xiàn),如將“虛實相生”的美學原則轉化為“interactive dynamic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aces”的功能描述,并配以視覺比例圖示說明空白區(qū)域的表意功能。接受美學導向的譯介平衡點構建需兼顧源語文化完整性與目標語接受度,例如陜北剪紙“抓髻娃娃”的生殖崇拜內(nèi)涵,翻譯時可采用“icon of fertility worship with braided hair motif”的折中表述,既保留核心文化要素,又規(guī)避文化敏感性的潛在風險。

4.3 語境缺失下的符號再語境化

語境缺失造成的符號意義懸置需通過多模態(tài)補償機制破解。副文本的闡釋功能強化可有效重建文化語境,如福建剪紙“荔枝紋樣”譯為“l(fā)itchi pattern”后,通過腳注補充“homophonic with ‘prosperity’ in Chinese, representing family continuity”,使符號的諧音文化邏輯得以顯性化。超文本鏈接的跨媒介補償則依托數(shù)字技術實現(xiàn)立體闡釋,例如在電子譯本中嵌入剪紙工藝流程視頻,或鏈接地域文化數(shù)據(jù)庫解釋“抓周”剪紙的禮俗背景。再語境化的核心在于構建“符號-闡釋-關聯(lián)”的三維網(wǎng)絡,如揚州剪紙“運河人家”題材翻譯時,除文本描述外,可添加歷史地圖標注漕運路線,使“水紋”符號的時空敘事功能得到跨文化激活。

5 結語

本研究通過符號學視角系統(tǒng)解構中西方剪紙的文化差異,證實剪紙英譯本質上是文化認知模式的跨體系適配過程。理論層面,提出符號類型學翻譯模型,將剪紙符號細分為圖像性、指示性與象征性三類,分別制定直譯保留、語境補償與等效替換策略,突破傳統(tǒng)翻譯理論對非遺文本的解釋局限。實踐層面,構建意象增殖路徑與模糊集合模型,有效解決文化缺省導致的語義耗散問題,可提高信息保有率。針對翻譯困境提出的多模態(tài)補償機制(副文本闡釋、超文本鏈接),通過數(shù)字技術實現(xiàn)文化語境的立體重構,提高了傳播效率,為非遺數(shù)字化傳播提供新思路。


文章來源:  《造紙信息》   http://m.12-baidu.cn/w/kj/27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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