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文化底蘊下的摩崖書法審美認知 ——以鄒城“四山”摩崖石刻為例

一、傳統(tǒng)文化下的碑學興起

    候開嘉曾說：“清代碑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自覺的藝術階段?！?[1]這種自覺的藝術節(jié)段必然導致其對書法的審美傾向和藝術創(chuàng)造帶來了兩面性的影響。早在宋代金石學的就有了一定的發(fā)展，清中葉碑學開始興盛，明末清初社會發(fā)展以及審美觀念在書法上也得到了反映。當時自由浪漫的文藝環(huán)境已不存在，學術界率先將眼光轉向金石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書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其后又經(jīng)過包世臣與康有為的包裝與推崇，碑學最終在書法的發(fā)展上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档抡J為審美不僅僅只是形式原則服從于情感原則的活動，還要擺脫利害關系的束縛，達到純粹的境界。人心理情感的藝術通過書法表現(xiàn)了出來，書家內(nèi)在情感上的外在表現(xiàn)同時也表現(xiàn)在書寫痕跡上。所以說清代碑學的興起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晚明時期王陽明心學和李贄童心說對士人思想極大的活躍和解放，使其顯出了強烈的主體意識，審美趣味呈多元化趨勢發(fā)展，同時出現(xiàn)了一批與傳統(tǒng)帖學大為不同的時代性的書家，如王鐸、倪元璐、傅山等。清朝統(tǒng)治者入主中原后，大興文字獄加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所倡導的漢經(jīng)學，推崇著“求本正源”的治學之法，士人在思想方面和藝術方面都急切的需要新的力量來對其進行挽救，這就迫使大批學者將精力放在了對古籍、金石文字的尋訪考證，促進了考據(jù)之風的盛行，到了嘉道時期，文人的大肆訪碑和漢魏碑刻的出土，推動了考據(jù)學的發(fā)展。隨之以“二王”法帖及唐碑宋拓為主要的臨習對象逐漸式微，尋求正源的書家將目光轉向了新出的的碑刻瓦當以及摩崖石刻文字之中以來尋求這一種新的力量。晚清時期康有為為給維新變法思想尋找一個合適的依托，所以他把“尊碑抑帖”的思想觀念推向了高潮。與此同時摩崖石刻的美逐漸的被大眾所認知、接納。碑學觀念自晚清民國以來不斷被強化以至于逐漸成為了書壇的主流觀念，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將此觀念推向了高潮，所謂“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碑體” [2]，帖學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氨M管藝術并無進步可言，卻仍以其特定時代的心理同構不斷結構著豐富著整個人類的心理本體，這也是把時間凝凍起來的歷史存在。”[3] 20世紀書法在碑學的偏激與回歸理性的道路上不斷發(fā)展，逐漸的占據(jù)了書法的主導地位。

二、四山摩崖石刻形成背景

自從隋滅南陳這四百多年的時間里，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動蕩的時期。盡管在這期間有著短暫的統(tǒng)一，但是隨著西晉的滅亡，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依然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趁此機會入土中原，紛紛在北方建立了政權，在此期間最大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有匈奴、鮮卑、羯、氏、羌，在當時是十分強大的?？v觀北方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是十分混亂與復雜的，直到后來又建立了北魏、東魏、西魏等政權。盡管這一時期我國社會動蕩黑暗戰(zhàn)亂貧發(fā)，但是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隨著少數(shù)民族的到來，他們的文化為中原地區(qū)的傳統(tǒng)文化注入了新的靈魂，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社會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自由寬松。人們的思想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大融合之下得以解放，變得逐漸活躍與開放起來。在思想與精神上的解放之下，帶來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在藝術上進行變革與創(chuàng)造。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書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書法正是在由隸到楷的變革時期，在當時的自由的社會氛圍之下，使得楷書逐漸的成熟，從而見解獨 產(chǎn)生了大量的書法作品。正是這樣的社會背景，＂四山摩崖石刻＂才得以出現(xiàn)，成為書法史上不可或缺的經(jīng)典作品。

＂二武＂滅佛運動也是“四山摩崖石刻”產(chǎn)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兩次大規(guī)模滅佛運動是在這一時期產(chǎn)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這位少年皇帝，文治武功，功業(yè)頗豐。他最初是對佛教十分敬重與信仰的，根據(jù)史料記載：＂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yè)，每引高德沙口，與共談論。于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于廣衢，帝親御口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4]由此看來，最初他對佛教是十分敬重的。在當時正是天下大亂社會動蕩的時候，群豪并起的時代，戰(zhàn)爭不斷，人民顛沛流離。所以太武帝以評判動亂為首要任務。所以對待佛教的態(tài)度也是重視的＂未存攬經(jīng)教，深求緣報之意。＂[5]直到后來受寇謙所宣揚的道教＂清凈無為，入道成仙＂的思想所影響之后再加上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崔巧所引導，從而對佛教態(tài)度發(fā)生了極大的轉變，則進一步的去毀掉佛教，由此太武帝巧始改信道教。滅佛是在崔浩的慫恿詆毀之下開始的。這一次的滅佛運動對佛家思想的毀滅是巨大的，同時也是佛教思想傳入中國之后第一次大的劫難。雖然在這一時期社會總體大環(huán)境還是對佛教充滿了信仰，佛教活動依然盛行。但是這一次佛教思想毀滅嚴重，也是宗教史上一次大的災難。到了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取代西魏稱帝，國號立為周，建都長安，歷史上稱之為北周時期。盡管北周武帝宇文泰最初屬于自由態(tài)度，但是他在思想上更傾向于儒家思想，重用儒者，常常與大臣們商討治國方略，盡管這一時期佛教在北周境內(nèi)規(guī)模也是十分的大，太武帝滅佛就首先從長安發(fā)難。周武帝想要統(tǒng)一北方必須連年征戰(zhàn)，于是＂求兵于僧侶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不久之后便下令禁止佛教與道教活動，讓僧侶充軍對北齊發(fā)戰(zhàn)爭，滅了北齊政權之后下令禁斷境內(nèi)一切佛道活動，所有的佛跡被毀，佛教絕跡。

三、“四山”摩崖蘊含的佛教觀

北朝的摩崖刻經(jīng)在山東的分布是十分廣泛的，其中石刻最集中、最密集的是鄒城的四山摩崖，在青州也有一些重要石刻，其他的則分布于濟寧、泰安，以及煙臺等地，鄭道昭刻石在云峰山，這些是石刻分布的主要區(qū)域。在這些石刻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濟寧所存的摩崖，其中鄒城“四山”摩崖石刻尤為著名。四山摩崖則是書寫了佛經(jīng),記錄了佛事,是一種有意識的宗教宣傳行為活動。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摩崖主要是為了記事，從其表現(xiàn)形式看,前者都是一種比較單純的字體或篆或隸或楷,而四山摩崖則是糅合了篆隸楷三種筆意或筆勢方圓筆法，呈現(xiàn)一種過渡、孕育的狀態(tài)鄒城摩崖刻石普遍刻于北齊與北周期間，佛教徒為了追求佛法的永恒傳承性，在鄒魯石崖上刻了大量的佛經(jīng)，從而實現(xiàn)更好的保存。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由于地勢的偏僻陡峭不被世人所知，在乾嘉年間金石學家黃易在濟寧任職，對四山摩崖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與考證。他的《小蓬萊閣金石目》與《岱麓訪碑圖》等著作當中都有所記在與研究?？涤袨樵凇稄V藝舟雙》中把北碑的表現(xiàn)形式分為三種:“一曰龍門造像,一日云峰石刻,一日崗山、尖山、鐵山摩崖?！盵6]在這里康有為把四山摩崖作為北朝書法體系中獨特一系單獨拿來列舉。提出四山摩崖石刻“通隸楷，備方圓?！币庠谡f明四山摩崖有南北書風的意味，并且削弱了北魏書風當中強悍的一面，剛柔并濟。這正是安道壹所想表現(xiàn)出藝術審美。中國佛教當中主流是禪宗，安道壹的書法當中的簡易性正是區(qū)分了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重要一環(huán)。他的隸書當中的波挑用筆十分簡潔，藏頭護尾，削弱了北碑當中棱角，所表現(xiàn)的更為含蓄、寬博、流暢、自然。并且用大字展現(xiàn)了宗教的宏大以及兼容性，使得書法成為宗教思想的再現(xiàn)。這種由文化的沖擊下產(chǎn)生藝術的融合，為兩種文化的融合碰撞產(chǎn)生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提供了歷史的參照，從而超越自我。不同文明的沖擊碰撞下產(chǎn)生藝術表現(xiàn)形式，賦予了四山摩崖新的文化意義與時代意義。與此同時，鄒城四山摩崖當中也可以反映出當時中西文化交融，以及漢文化與佛家文化的完美結合。

四、 “四山”摩崖書法藝術風格探析

楊守敬在《匡刻經(jīng)頌》中提到四山摩崖說:“相其格度與泰山刻石峪《金剛經(jīng)》焦山《塞鶴銘》相頡顏，云峰山鄭氏諸碑尚不及，自非古德命此英材,安能有此絕詣哉!” [7]包世臣也稱四山摩崖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八纳健蹦ρ路謩e為“尖山”“葛山”“岡山”“鐵山”。其中尖山摩崖石刻較于其他三處摩崖石刻是比較工整的，用筆沉穩(wěn)厚重，開合夸張。字形上保留了隸書的主要特征，比較方正，端莊儒雅，又不乏靈逸飛動，開張有法筆筆有神。整體所呈現(xiàn)的風格屬于漢代時期隸書摩崖左右開合夸張的體式。起筆有方有圓，收筆有方有藏。用這種隸楷書的書體去寫佛經(jīng)所傳達的古樸是其他書體所達不到的。漢代隸書當中的波挑用筆有意的夸張加厚，為后世顏真卿、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書風格形成提供了借鑒意義。如此肥大的筆畫在整體書法當中隨處可見，將雄渾的力送至筆畫當中最后的收筆，穩(wěn)重不失活潑，穩(wěn)重不失和藹，營造出一種寬博宏大的氣氛。鐵山摩崖雖然也是隸楷書，但與其他三個摩崖特征大不相同。楷書意味更為明顯，尖山刻石當中厚重的捺畫，在鐵山摩崖中找不到痕跡，筆畫略細，字形靈動，在險絕中求平正，字與字之間筆畫與筆畫之間相互呼應。讓我們不得不想到孫過庭《書譜》當中所說的：“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8]鐵山摩崖給人呈現(xiàn)出來的是無拘無束，天真自然的效果，同時又不失法度。葛山摩崖與鐵山摩崖風格相似，但是章法字形處理獨特。表達了書法的內(nèi)在精神與氣韻。鐵山摩崖比尖山、鐵山、時期靠后，安道壹對隸楷書風格把握更游刃有余，總結以往的經(jīng)驗在書寫時不會刻意加重任何一個筆畫，筆畫與筆畫之間過度自然，字形普遍左高右低。章法安排上普遍字距舒朗。最后的岡山刻石，與其余三個刻石視覺效果上差異很大，書寫當中有行書筆意。北魏后的楷書方筆較多，欹側明顯，字形整體上圓中帶方，正如包世臣所說＂用筆之法見于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9]，在氣勢磅礴的同時增加了字的動感，筆畫起筆與收筆的同時都有尖筆，由此可以看出，刻工在進行鑿刻的時候并不是一筆鑿到位，是多次鑿刻加工所呈現(xiàn)的藝術效果，為書法增添了一絲趣味性。四山摩崖對書勢的把握開拓了一種新的精神，對書法的創(chuàng)作以及理論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把魏晉玄學家的思想融入了書法創(chuàng)作當中，同時表達了中國書法走向自然的最深層次的精神內(nèi)核。

五、“四山”摩崖刻石的文化意義

北魏滅佛運動使佛教經(jīng)典遭受巨大的損壞，在這種情況下安道壹將佛經(jīng)刻在巖石上，從而有效的保護了佛經(jīng)的傳承?！八纳健蹦ρ露际欠鸺医?jīng)典，為研究當時的佛教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在魏晉南北朝這一個美學大發(fā)展時期，其書體的轉變更是思想的轉變的反映。安道壹將自己的思想與理解融入了書法當中，以及更好的保護了佛法，增加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形式，他們不僅在山崖與峭壁上，把天地作為景，把山川做為紙，把佛經(jīng)作為主要內(nèi)容，把自然與人文融為一體，這樣才創(chuàng)造出藝術與自然相結合的佳作。孔子曾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10]對自然的觀賞，同時也是對理想人格的贊賞。北朝書法擺脫了南朝書法的影響，形成了民間書法的雛形。當痛苦與不安時刻存在時，人們試圖尋找超脫的心理愿望。摩崖寫經(jīng)被僧人宣泄內(nèi)心情感，排解痛苦。然而永恒的藝術必須要借助廣袤的空間，在自然當中創(chuàng)作必須融入精神寄托才有靈魂。這種超脫的精神帶來的解脫與社會動蕩形成強烈的對比，合理的利用人為空間來表達自己的理想。同時摩崖石刻的書法用粗狂的線條與自然的章法，體現(xiàn)了樸實厚重的風格，不同于傳統(tǒng)的中國書法風格特征，這是漢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融合的風格寫照，也更加清晰的認識到北朝書法的文化意義，同時北朝書法不修飾、樸實的風貌也彰顯了齊魯大地獨特的書風。

      四山摩崖到近代才逐漸被人們所重視，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當中說:“隸之大者莫若《崗山摩崖》，其次則唐隸《泰山銘》宋隸之《山河堰》，俱可臨寫也。” [11]與＂擎窠之極軌＂，＂榜書之宗＂，足以見得康有為對四山摩崖當中崗山摩崖的推崇。四山摩崖不僅是北碑大字的代表作，更是研究古代書法的珍貴史料。我們不僅只在書法學習上創(chuàng)新，也要不斷地深入傳統(tǒng)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同時也要立足于內(nèi)心的書法世界，讓實用性與藝術美完美的結合。也要不斷地注重書法當中的藝術，黑格爾說“藝術是對其所在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的表達”。[12] 只有不斷地從自然與傳統(tǒng)當中汲取營養(yǎng)來提升審美豐富性，這樣書法藝術才會更好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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