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歷史分期與客觀性問題-文學論文

摘要：統(tǒng)觀當前的文學史著作，我們很容易注意到文學史家對物理時間的崇拜。從文學史的建構(gòu)來看，其整合的標準、方式、秩序往往離不開宏觀角度的時期和微觀角度的時序。縱然文學史‘由古及今”這個提法在客觀性上的漏洞已經(jīng)不言自明，但是打亂乃至超越歷史分期的種種文學史觀，其對于文學發(fā)生和衍變的秩序感知很難具有客觀性。事實上，在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中，始終滲透著某種價值觀的建構(gòu)和宣揚，這也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化地理解復雜的文學史進程。
關鍵詞：文學史；分期；客觀性；新歷史主義；價值建構(gòu)
目前，學界對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學史和現(xiàn)當代文學史這兩個層面上。對于前者，近半個世紀前曹道衡先生就有專文談及，以后羅宗強、寧宗一、郭英德、王齊洲、錢志熙、劉毓慶、戴燕、何錫章、佴榮本等先生都有論述。對于后者的討論始見于朱自清先生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和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后又有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溫儒敏等人在反撥唐強、嚴家炎的《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完全基于政治標準對文學現(xiàn)象進行整合之觀念的基礎上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及相關論著。進入本世紀以來，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分期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例如在章培恒、陳思和的主持下，復旦大學學報》連續(xù)兩年開辦的文學史分期問題討論”欄目，基本就是圍繞著20世紀中國百年文學展開的。對文學史分期問題的探討是建構(gòu)新的文學史框架和探索文學史的內(nèi)涵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是撰寫文學史的重要線索和依據(jù)。在對文學史分期的觀照中，必然包含了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視角的變更，從而引發(fā)我們對文學史哲學更為深刻的思考。
一、文學史分期的必要性討論
批評家可以認為詩有工拙而無古今”，而史家卻不能不尋求詩文代變”，從而將文學的興廢系乎時序”。換言之，史家崇尚時間，似乎對時間的敏感已經(jīng)成為文學史家的必備素質(zhì)。對文學史家評價最高級的詞匯往往是史的流動感和縱深感”②②，可見對線性歷史的感知和把握是文學史家進行研究的基礎。
誠然，文學史的分期首先應當屬于歷史分期的范疇，理應遵循相應的歷史分期方法論原則。然而，歷史學家本身在分期的理論和具體的斷限上也是聚訟紛紜。
在柏格森看來，時間歷史）是一種川流不息的綿延變化過程，而非由無數(shù)不同的點組成的線，就好像一條無底的、無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標出的力量而流向一個不能確定的方向”③③，因此他反對那種混淆質(zhì)量性的綿延時間與數(shù)量性的純一空間的、把時間生生截斷的做法，這也就從根本上取消了歷史分期的可行性。
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卻認為連續(xù)性絕不是歷史的最顯著的特征”④④，他引用羅素世界全是各種點和跳躍”這一論述來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發(fā)展和連續(xù)性并不是對歷史過程的全部解釋。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轉(zhuǎn)折點，人類都面臨各種偶然的、未預見到的、新的、生氣勃勃的和革命性事件；而當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離開了原定的路線而走向新的方向時，確定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就不是很困難了。而且，我們所尋求的有意義的東西正是各個時代的不同點和非連續(xù)性因素，而非相同點和連續(xù)性因素，從而歷史分期也就具有了必然性。
上述兩種論點各據(jù)一方，或站在歷史的連續(xù)性特質(zhì)上，認為分期無甚必要；或站在歷史的階段性特質(zhì)上，認為分期順理成章。更多的思想家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中立或曰中和的思路，如馬克.波斯特認為分期只是一個分析，而不是總體論上的姿態(tài)，分期的引入并非是要劃定一個清晰的分界點，而是要提醒人們關注某種革新：[個歷史階段的強行推出意味著的，可能不是從一種存在狀態(tài)過渡到了另一狀態(tài)，而是意味著一種復雜化，意味著將一種結(jié)構(gòu)與另一種結(jié)構(gòu)加以疊合，意味著對同一社會空間中的不同原則進行增值處理或多重處理。階段或時期并非彼此相繼而是相互涵蓋，并非彼此置換而是相互補充，并非按順序發(fā)生而是同時存在?！比绱?，則是將歷史的連續(xù)性與階段性統(tǒng)一，將分期看作是一種主觀的約定俗成而非客觀的內(nèi)在存在。
更有學者認為歷史本身也是一種主觀的心靈史或曰思想史?？肆_齊提出：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并非在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上，即當代史意味著為期較近的過去的歷史，而是在嚴格的意義上，即人們實際上完成某種活動時對自己的活動的意識。因此，歷史就是活著的心靈的自我認識。換言之，歷史從本質(zhì)上來說就是思想和思維本身，不存在什么所謂自在歷史，從而歷史的分期也是內(nèi)在的，是由這種思想自身所決定的；這就和柯林伍德的1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論斷不謀而合。
雖然史學界對于當代史”和思想史”兩說的異同辨析從未停止，但從文學領域出發(fā)對此進行觀照，基本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將文學史放在史的層面上來考察，無疑具有對其進行一定分期的學理依據(jù)和必要性。從撰寫的角度來看，對文學進行切實有效的分期也的確是進行文學史料梳理和整合的最為有效的手段。由此，中國文學史的具體分期斷限如何操作，成為了當前我國文學史家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現(xiàn)行文學史分期的客觀性討論
統(tǒng)觀現(xiàn)有的中國文學史，基本都采用王朝政治史的分期方式。如黃人將中國文學分為四期：胚胎期”、全盛期”、分離期”、暖昧期”。曾毅和謝無量均以上古唐虞、三代至秦、中古兩漢至隋、近古唐至明、近世清）劃分中國文學的時段。1962年出版的中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和1963年出版的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基本沿用了這個體例。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雹酂o疑，在由古及今的過程中，文學史需要將大量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梳理，在其整合的標準、方式、秩序中，時間線索是不可或缺的，王朝政治史顯然是可供借鑒的典型坐標。然而，文學史的分期是否如王國維所說的一樣，當以朝代的更迭為序，似乎還可以斟酌。以前面提到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著作為例，大部分都默認了王國維的說法，建構(gòu)起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這樣一種線索觀，形成每個朝代都有一種標志性文類的感覺。然而，這并不符合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實質(zhì)。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古代文學史一直都是以詩和散文為主導的，小說和戲劇在傳統(tǒng)文學觀念中的地位全然不足以代表某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發(fā)展脈絡。我們的古代文學史之所以將其囊括入內(nèi)，實質(zhì)上是受到了西學的影響。從具體文類來看，這種分期也模糊了某一文類發(fā)展的線索，例如宋朝以后興盛起來的詞，來源于樂譜和格律詩，因此梳理詞史應當按照樂譜和格律詩兩種路徑，而不是單一的線性時間線索；又如處于盛中唐的夾縫中、集盛中唐文學諸多特點于一身的唐貞元時期文學，其對前期文學的叛逆與轉(zhuǎn)型和對文學新氣象的孕育與萌生都具有重要意義，陳寅恪、胡震亨、李劍國等人對此都有研究，但從現(xiàn)行文學史的分期來考察，貞元時期文學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將文學史按照王朝更迭進行段落劃分的做法早在中國文學史寫作大潮產(chǎn)生之初就遭遇過批評。鄭振鐸評論翟理士《中國文學史》時就曾說書中的王朝分期框架導致不能詳述文學潮流的起迄。錢鐘書則認為，按政治朝代對文學史進行分期有如匡格”，且文學發(fā)展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謂詩分唐宋，亦本乎氣質(zhì)之殊，非僅出于時代之別”。
可見，嚴格按照王朝更迭的秩序來擬定文學史的分期雖然在操作上為文學史家提供了便利，但對于真實再現(xiàn)文學發(fā)展原貌、符合文學發(fā)展事實的文學史客觀性建構(gòu)并無裨益。那么，如何在文學史的撰寫中，盡量使得歷史分期向客觀性靠攏呢？目前，相關的研討結(jié)果大致可以進行如下歸納：從縱向上，有依時間序次梳理，兼顧時間順序與文學思潮、流派、文體、語言等多種因素進行梳理以及跳脫時間順序、以文學事件”為邏輯結(jié)點梳理等幾種觀念；從橫向上，也有學者提出既能反觀原鄉(xiāng)”所在，又能關懷他鄉(xiāng)”文化的本土與境外互為參照的文學史分期視野。
在討論之余，也有許多文學史的編寫者在實際操作中進行打破王朝政治分期的種種嘗試。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采用了竺古七段雙視角”，自述：和現(xiàn)在通行的分期法相比，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打破朝代的局限，完全從文學本身出發(fā)，以文學本身的發(fā)展階段作為文學史分期的根據(jù)?！庇炗炚屡嗪?、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圍繞人性發(fā)展的歷史視角來進行。與此同時，謝冕的《百年文學中國史總系》、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黃萬華的《中國和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等一批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著作則放棄了分期的嘗試，轉(zhuǎn)而以某些時間點或時間段為切入對象，從而透視相關的社會事件與文學事件。
但是，也有許多評論者對上述嘗試保留懷疑態(tài)度。從縱向上看，前面提到的幾部古代文學史在章節(jié)排布上仍然難以擺脫王朝政治這一敘述坐標，以朝代作為時序單元；從橫向上看，前面提到的幾部現(xiàn)當代文學史雖然力求突破傳統(tǒng)編年史的寫作框架，但在視野面、陳述對象的選擇上卻各有側(cè)重，策略不一。
歸根結(jié)底，這是因為我們至今仍然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能有效貼近文學史客觀性的歷史分期方式。那么，我們不妨轉(zhuǎn)換視角，來重新看待基于歷史分期層面上的文學史客觀性問題。
三、多元互滲的歷史分期與文學史的價值建
當夏志清說身為文學史家，我們首要工作是優(yōu)美
作品之發(fā)現(xiàn)和評審’”時，他實際上已經(jīng)提出了文學史除卻時間線索之外的多元坐標。一部文學史的撰述，除卻時序的梳理之外，還可能涵括藝術批評、思想文化、發(fā)展動因等多種反思的路徑。事實上，任何一部文學史倘若要做到以上諸因素的融合貫通，也便無法建構(gòu)起一個切實有效的分期。
首先，這其中存在著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線性時間和文學意義上的邏輯時間之矛盾。當我們將各種標準滲入文學作品的考察之中時，自然會出現(xiàn)某個歷史階段內(nèi)部的文學時間間隔非常復雜的情況，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盛中唐詩歌。正如史蒂芬歐文在考察了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后所說的那樣，中國詩歌不像許多的中國文學史所講的那樣每半個世紀發(fā)生一次巨變，在一千多年前創(chuàng)作的詩歌里，發(fā)展和變化的過程甚至可以用年和月度量”輱與此相反，也會出現(xiàn)某個歷史階段內(nèi)文學創(chuàng)作異?；氖徎蛘呖傮w水平不高的情況，例如文革十年。
其次，這種尷尬還體現(xiàn)在一些被忽略的事件點或時間點上。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起源，一般文學史都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而魯迅的《王人日記》在1918年5月就已發(fā)表。又如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出文學改良；1905年中國廢科舉，立新學”，啟動了現(xiàn)代政治，也開啟了現(xiàn)代教育；1902年梁啟超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了新小說”的概念……這些記錄了文學史上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念變化和社會思想變遷的年份，卻因既沒有革命發(fā)生，也無君主更替而在文學史中被一筆帶過。
這些個案都提醒我們，所謂的文學史客觀性”似乎很難通過一個切實有效的歷史分期來實現(xiàn)，一定的歷史分期背后總有一定的思想框架和價值判斷來賦予歷史撰述以合理性”。
我們或可以采用新歷史主義的觀念來看待這一狀況。在新歷史主義理論的觀照下，歷史并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是一種取決于撰述者立場的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種修辭的靈活運用，一種語言結(jié)構(gòu)的敘事構(gòu)型”訛訛。這樣，歷史就不僅僅是客觀事件忠實面貌的再現(xiàn)，它還是一種在一定的觀念指導下的想象性建構(gòu)。在對歷史”的文本性”的凸顯之下，歷史就從唯一的故事”變成了某一個故事”，大寫的歷史被無數(shù)小寫的歷史所代替訛訛。同樣，文學也不再是反映歷史的客觀實體，而是作為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的結(jié)合，和歷史形成一種互動的，相互影響、相互建構(gòu)的關系。也就是說，文學和文學史的研究都無法離開特定歷史的文化體系，而是在張揚生體”、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中，使本文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本文性”⑩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范疇。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文學史的客觀性只是一種理想或曰相對的概念，只是一種在特定理論視野中的理解，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色彩。無論是從文學家的眼光，還是從史家的眼光，抑或二者結(jié)合，都不可避免地要從一定立場出發(fā)，在一定語境中進行言說。
因此，正如克羅齊認為每一種歷史分期都具有相對的價值”不同的文學史分期體現(xiàn)了不同的闡釋路向和解釋框架，反映了或許極為不同的文學觀念、審美態(tài)度，無論是對文學的發(fā)展還是對我們的文學認識都具有重大意義輵輵。面對不同的文學史分期，如若我們不再將重點放在是非優(yōu)劣的討論上，而是將不同的分期當作不同的視域或路徑，從而多層面、立體化地認識和理解文學這一浩瀚深邃的海洋以及其中紛雜如星島的文學事件，對文學史進行分期這一行為才是合理的，有意義的。

注釋：
①參見方麗萍偵元的價值及意義一兼及對古代文學史分期的思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②葛紅兵：《輪文學史的時間結(jié)構(gòu)》，杠海學刊》1995年第5期。
③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劉放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8頁。
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鐺代史導論》，張廣勇等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頁